刘博智：太少人关注这段历史，它太边缘和沉重
访谈进行于2018年7月，全文收入《<别处/此在：海外华人艺术抽样展>研究集》）。《打边炉》获得独家授权首发，标题由编者添加。同名展览正在国内某美术馆展出。
尹冉旭：您十九岁便离家，在海外学习、工作、生活五十年之久，今时如何向他人介绍自己？
刘博智（Pok Chi Lau）：“香港人”，但这不代表我特定的认同价值，代表的是我的出生地，母语、朋友和广东烧腊。
尹冉旭：对一种文化做整体上的价值认同的确过于草率，“香港人”和“华人”的这两重身份，首先影响的是您对乡土的寻认，然而，这二者又面对着不同的历史对象，一段是作为英属殖民地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历史，一段是长达数百年的海外华人与本土中国联系的移民史。这二者如何共同形成您在土地归属上的寻认？
刘博智：“华人”是泛中国的，“香港人”是地区性的，两种背景加上大半生在外国的经历，这三者我都有归属感。我经常在内地拍摄，深入体会，也常回广东四邑、客家梅县和潮汕地区，从不同角度理解它们的发展演変。这三者会因历史和地缘文化而产生差异，但有方法去减少冲突，使各方共容，也有便工作和结缘。不过，顺便提及，我从未想要踏步英国的想法，因为1969年我拿到所谓英国护照，但是不能去英国，很反感。
中华会馆义坟，哈瓦那，摄于2009年
尹冉旭：少年时选择赴外求学，必定有个人及时代的多重原因。当时香港是什么环境？您个人及家庭面临着什么境况？
刘博智：离开家之前十几岁的光景，香港史无前例的左派菠萝炸弹暴动，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有很多死伤。同时每日在报纸上听闻着关于大陆的新闻，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偷渡客逃往香港，结果很多被鲨鱼吞噬或被海水淹死。当时中国大陆、香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内乱，对我的成长和认知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教育体制非常成问题，我无法获得与兴趣喜好相关的专门教育，我曾在电子厂做工，但实在不觉得是自己的出路，于是全家人同意借钱送我去加拿大学习摄影。当时我父母经营一家小商店，家庭境况不佳，我爸向收租刘先生借了700美元 (我爸七年后才把债钱还清) ，凑足了路费和学费 ，和当年远赴金山拿命下赌注的金山伯一样，我也是拿前途命运做赌，孤注一掷地离开了家。当时，报名入加拿大安德略艺术设计学院的自像画也是同学卢永祥代画的，申报的家中财产、银行资料全是假的，很感谢广安银行经理给我一条活路，前后还有很多贵人。
尹冉旭：在您以“华人艺术家”的身份成为这次展览的研究对象之前，已经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去观察和关怀一个更大范围的华人移民群体。您是否从对自己的寻认里找到了去寻认他人的方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用“身份”这个尺度来考量自己？又从何时开始对作为文化问题的“群体身份”感兴趣？
刘博智：少年时在香港长大，只是对自己个人的观察。自成长后，我的价値观是普世的，对除了自身之外的周边环境有所感应，1970年我在加拿大东部 Halifax 做厨房黑工，体验老华侨的艰辛，便拿着相机开始工作了，而我的身份也是非法的，这是在我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前瞬间发生的感同身受，也是我成长为可以关怀普世众人的开始。
“身份认同”是个很学术的问题，在一般华人里包括我，并没有这语境，直到我在图书馆里读关于移民历史的真相。金山，在大多数华人移民现实世界中是个谎言。1970年当厨房黑工时，老板赏识，说他出本钱和我合作开发中国快餐店，利润五五分拆，当我看到老侨厨子和杂工的生活，常要提防加拿大骑警从前后门入捉非法移民，和一星期工作六十小时的生活，我决定不要这命运和其附带的所谓财富，这不是我的金山。
古巴圣地亚哥华侨莫心清（已逝）汇款恩平(沙湖镇安坎村)通知单，摄于2009年
尹冉旭：人在成年后对历史的感知力开始增强，但每个人的“历史感”来源不同。您对“移民”问题的敏感，是否仍要追溯到个人经历？
刘博智：这移民问题首先还是来自自身的。从太外公、父母亲戚于四邑和广州， 因战乱农村破产而不断逃难迁徙，亦有因三反五反文革而偷渡香港的，因被斗而神经的舅舅被放逐到香港后自杀，这是我家史，但亦影响了我对“人的生存”的关注。
我在几岁的时候，我的大伯离开香港前往金山两次，然而，他最后一次回来的境遇，使我对金山美梦有了质疑，在我幼时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我到了加拿大，才恍然顿悟金山故事原来都不真实。从金山伯、他们的后代，直到我这一代以读书为名出国的华人，已是不同命运，现在的华裔境遇改变很多。于我而言，还是始终心系那些金山伯和他们的后人。我期盼他们的生活已有更多光明。
尹冉旭：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关注，确实更便利、更集中在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变革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而您要研究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甚至19世纪的移民问题。为何执意要去揭开一段被隐匿的历史，以及光鲜的表象下面底层的惨淡？您为此要面对哪些困难？
刘博智：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只有唐人的故事能把持住我的心。 好像看到我太公在美洲做矿工、大伯在加拿大锯木板、在厨房做洗碗工。1979年我和联合国合作在香港拍摄越南难民，发现其中不少华裔，他们的生活空间是怎么样呢？他们的袓辈又为何离乡呢？其中一位越侨说，一般华人都会买金片，不一定是为身价，而是逃难时要保命，一代一代相传的“要逃难的准备”是来自什么压力?
近几年我挑偏远之地去做访查, 墨西哥、巴拿马、缅甸这些地方，除了老侨逐渐离世、其后裔离散分居难追踪的问题，还有语言、交通和缺乏研究经费，这些对我而言都是问题。
尹冉旭：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但长达五十年的积累，使您已经几乎勾勒出了一幅“海外中国”的影像版图。您接下来还有哪些拍摄计划？据您了解，国内外还有哪些学者或艺术家也在追踪关注华人移民这个群体？
刘博智：我非常想到巴拿马、马来西亚和马达加斯加，但拍摄历程要计划，因退休后无经费，越洋过海皮费大，翻译也难找, 后期制作量大, 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主题历史长久，中外学者甚多，但时而易转，年青人都不太关注了。因生活不易，欧美各大学提倡科学、工业发展，人文学科渐入底谷。用文化视角去关怀、深度研究这一主题的人极少。在那些可见华人移民的地区，仅有肤浅的旅游拍照成为时尚。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到处做贸易和基建，也使一些人借此留下，亦有非法的，在非洲卖煮玉米，在欧洲卖手工艺，做假名牌时尚品，走私贩毒开赌色情洗钱、巧取豪夺等, 好像是贱命一条，干啥都成，就是不想回中国，谁来做视觉与社会人类学研究呢？有家归不得而自我流放的群体谁来关心呢，他们若有后代是怎样的呢？金三角可能是个例子。谁会长期经济支持和培养艺术、摄影、社研工作者呢？这不是一两个星期抓拍的事。
婴儿背带，古巴大萨瓜市华人遗物及中国家書，摄于2009年
尹冉旭：能否具体谈谈您用摄影来研究历史的方法？摄影被视为艺术创作的一个类别，同时被运用于社会观察、历史研究，您认为它和其它艺术形式之间的内部边界在哪儿？ 您怎么看艺术创作、社会关怀和历史研究与摄影之间错综的关系？
刘博智：摄影以前是可信赖的，直接而细腻，因而可以让人去发问、发掘、推敲、扩展等，都是好奇求知。我的创作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模式, 像从发现古巴东部的洪门民治党，延展到缅甸北部的洪门及其秘典《海底》、会簿，及至挖掘到非常令人震惊的历史。在古巴的华侨及华裔都是洪门会员，他们仍对新中华民国充满了思念和向往。这些，我都会通过摄影来记录现况，然后在书本和网上研究，更会多次回原点对比查究，像古巴、缅甸、台北和加拿大等。
老实说，我极少以艺术家自称，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做艺术家的材料，只是别人称呼我的。我念的本科是商业摄影，只学了七个星期的基本设计，从来未学过素描、透视等，因为校方不认为这是必修课程，我便省下很多学费。曾辍学多次，去打三份黑工。因为是学生身份，若不读书便要离开美国，毕业前， 朋友提议我进研究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它是极为开放的，没有考试没问学科背景，只凭作品我便入了这“艺术门槛”，从未读过摄影史甭说艺术史，图书馆的摄影集都细读到了入心，教授们以作品成绩每年给奖学金，我就是这样混过来的。
我没受过任何中西学术训练，英文科做功课要写文字报告就发慌。每周在英文老师桌前，我堆了一堆照片加上口述说明，便拿了高分，因“与众不同”，就这样摸着混水过河满足学分毕业。读研究生只写了一篇两页字的文章，后来入大学教书真是吃尽了苦头，甚为后悔！《再梦金山》我写了一年, 《流动中国》写了大半年，都是因为我的中文只有初中程度，实在是肚中无墨，非常感谢朋友们指导。
尹冉旭：您去拜访华人社区，当地的华人及其后裔认同您的拍摄行为吗？他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您将镜头对准自己？
刘博智：要入私人家庭空间不是易事，碰的墙多了，便会破洞。拜谢母亲在小时的商店与街坊交朋友，学了真挚地关心人，互见耳开、心开、眼开门亦开，就像中医的“望闻问切”吧。要相信自己的正能量，内心平和的，并能使蛛丝马迹成为新方向。这都是学校不能教的。爱者无心不是爱。
在他们眼里，我是与他们既有种族身份关联，又来自外部世界的人，镜头意味着曝光，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得到帮助。极少会有人不客气地请我离开，也会有人满怀希望地来询问我照片的用途并介绍给亲朋邻居。每当此时，我也会质问自己的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境况，很多被拍摄对象都不只拜访一次，我将他们视为老朋友，不定期去探望。像《古巴唐人》这视频有五万多人看过，很多人向我查询如何去古巴寻根，亦有帮助古巴华裔回广东寻根的，我要求他们和亲朋带更多物资送给侨胞，还有欧洲几个国家的义工，这很有意义。这工作的连环效应始自何秋兰 Caridad Amaran 和黄美玉 Georgina Wong， 这两花旦使不少美洲和广东人感动，两位已被邀请到香港和广州演出，亦有相应电影出现。2019年3月8日还将在香港艺术节演出，这是我近九年工作中的一部分。
古巴温姓混血儿，摄于2009年
尹冉旭：您对海外华人群体的拍摄，将展览着意观察的艺术家群体之外一个更庞大的移民群体带入观众视野。而那些多元的符号、多义的元素、混血的面孔，又再次抛出“种族与文化认同”的命题。在您的观察中，他们在异乡的困顿里保留了多少对华人身份的认同？
刘博智：这一提问要关系到第一代至第五代华裔的文化、生活的多面性，各群体的变异与迷惘。
在脸书社群上，人们不断结识多方言、党派和藉贯的朋友，其共通性与差异衍生为现今的文化。我能了解的只是近五十年的索引，若是慨括地去说三四句，是对这繁杂综错的过程大步踏过，有所不公。 但要讲明白也有办法，像用一条纸巾抹了嘴角上的酱油，有色香味。这瓶酱油落地开花，五代华人对它及其丰盛的饮食文化不离不弃，古巴小镇买不到就自己做，教下一代。
另一例是三国演义，关公变成了在 Caribbean 一带海国的 Sanfangon，入了古巴黑人奴隶后人之家。关公代表了深入民心的正义精神，这是七千唐人义军参加古巴第一次革命的直接影响。从洪门追索到水浒故事及其内部结构，到孙中山在夏威夷成为洪门大佬，世界华人捐款建国，都是和“义”牵连着，这是老一辈华人的价值观。
第三例是粤剧，虽式微，尤在人间。明年二月，我将第二次带两位花旦（分别为86岁和87岁）从古巴去香港，和马来西亚一位老花旦蔡艳香一同表演。十九世纪开始, 粤剧已深入越南，马来西亚，北婆罗洲。香港人开始明白文化失落，要求之于野。我对粤剧本属无研究也无兴趣，但在古巴竞然有白人给我唱粤曲的工尺谱，使我十分惭愧。在拍摄唐人过程里，多次听到粤曲，听者多把声浪关小，因她/他们明白这是在“外国”住。
古巴白人粤剧花旦何秋兰，相片中为其继父方标和母亲，哈瓦那，摄于2009年
尹冉旭： 华人区就像是一个小的独立王国矗立在一个异文化环境之中，它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世界对“本土中国”的想象。在您拍摄古巴的镜头下，那些曾繁华一时的会馆、戏院、中餐馆、中药铺今天只剩下一个残破的躯壳。华人区在古巴经历了什么？
刘博智：华人区的宗族堂口以前很多，尤其是洪门（每个洪门和中华会馆都有关云长神位）和龙冈会馆 （刘、关、张、赵，桃员结义，四姓合一），这是唐人的聚会地，在古巴和唐人生活息息相关。可惜现在都式微了，拜革命浪漫所赐，加上卡斯特罗独裁政权歧视唐人及其文化，戏院、餐馆、药铺这些也都关门了。古巴出名的嘉年华节日把粤剧戏服借去花车巡游后全失踪了。移民出现断层，真正在中国出生的华人，全岛只剩几十人，在哈瓦那的只有二十多人，唐人会馆和私人物业都被古巴共产政府没收， 唐人街名全实亡几十年。 孤寡老侨病痛无人理，存在很多问题，资源短缺爱莫能助，虽说古巴社会主义有免费医疗，但家中穷，常缺水电，无电话，无车，单程的士费是半个月的收入，我和中外朋友找机会都带钱和物资送去，捐给夏湾拿的龙冈会馆及洪门民治党，成为一个国际活动。
尹冉旭：在香港成长十几年，然而在美国和加拿大却生活、教学、拍摄了几十年。您观察海外华人的眼光，是从身处的西方世界“由外而内”投射过去的，还是“由内而内”地保持了 “认同”的敏感？
刘博智：做纪实摄影定要出自内心，要对大时势下的小人物切心关注，从观世于微，到观人、观物于微，时刻都要如此，便可互相反照。我只从内部看人，更何况是唐人，但我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和华人生活, 一定会有双重身份和矛盾，尤其是我孩子是美国中部小镇的中日混血儿，现在的太太是白人，每天我们三人都在各自个性、背景、身体与年纪的改变、文化差异中不断磨合，相处得不错。
以前大家唐人，身体言语同声同气，是一个群体，这是非白人的世界，但亦需要有静观、综合多维理解。改革开放后的华人，重功利，少了那种义气亲情。
拍摄中我常会有这样的惊喜，遇到不是唐人而更像唐人的混血儿，例如在古巴偏远东部的大城市 Santiago de Cuba，一位华人后裔带给我这种令人怀念的感受，他是混血的第二代，姓林，皮肤极黑, 八字白胡子像两刀柄，尽管只能说西语，每天都到那里当义工。常遇到这样的人，会感到上一代同族的亲情，我大概一直在寻找这类共鸣。
古巴唐人遗孀，哈瓦那，摄于2009年
尹冉旭：您选择用摄影而非仅仅靠语言或情感与华人交流，这就使得你们的交流转而再成为您和观众进行交流的媒介。您的作品在西方世界进行展览，更希望展示给西方人还是海外华人？事实上他们分别会有哪些反映？
刘博智：由于生活、工作在美国，也因这三四十年里，移民流散和认同都成了学术研究专题，我的作品在北美拥有更多的展示机会，但我始终更希望在有更多华人的地方展出。然而，除了在香港、中国内地以及去年在温哥华的华人私人画廊的展览之外， 我的观众都是西方人。在北京和上海的展览很局限，没有得到很多观众或者媒体的评价反馈。《流动中国》这本书销量也很低，2008 年160元的书是很贵， 上架不久也就撤了，也太少人去关注这样一个稍显沉重的话题和群体，以及这段被藏匿的历史。对西方人而言，观看北美地区金山的作品是无问题，只是意想不到，只有极少数会看明白和文革、改革开放有关的作品。 例如1994年我在深圳拍摄的民工捡工业废品，拍这组作品因少年时读到一句话，“脊骨向天人所食”，当被问到作品背后意思时，西方人就听不大明白，把它和米勒1857 年的油画 《拾穂者》对比才能领悟。
尹冉旭：在生活习惯上， “华人”和“香港人”的身份对您保留了哪些影响？比如衣食住行、思维言语、社会交际等这些日常。
刘博智：我是个三不像，白人老婆，用英文多，和儿子用广东话。老婆种菜做沙拉，无论如何得要吃，弄杯死绿色的菜果汁，也是得瞪着眼喝了。我每天早上吃健康面包咖啡，晚上多是我做饭，吃自己从墨西哥钓的大小鱼，上星期吃了广东姜丝鱼生粥，煎炒焖蒸样样成，刨鱼杀鸡即时开水手起刀落。在摄影之外独爱钓鱼，这钓鱼与唐人吃鱼有关，但在我家每餐都得花心思去创新，今晚，车厘木烟焗白鲈鱼，九成熟时才放上配料——青葡萄和黑葡萄干加杏仁碎干酪碎和哈密瓜碎，再焗烤五分钟便上桌，我没用酱油，但儿子的鬼佬式焗全鸡却用了，六人吃，没剩多少! 在墨西哥不同地方钓鱼，鬼佬朋友都等着我做菜，他们看着我是中国人，做的不一定是中国菜，食材不一样且短缺，每天都是鱼，以前唐人炒杂碎，得出花样。
住在小镇上，社会交际限于吃顿饭，和鬼佬朋友用英文，和大陆朋友用难听的普通话。其他朋友都在网上，现时大家政治敏感，避重就轻。从来不打领带不穿西装，穿凉鞋开着部二手大破货车，一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外。
白人头骨，古巴大萨瓜市坟场中国人部分，摄于2011年
尹冉旭：您和您的儿子为何在家用广东话交流？我再次想到您拍摄的华人家庭，很多带有中文字样或中国符号的物品被记录入镜，其中也包括与中国传统伦理、宗教相关的图像。文化记忆的保持、传承需要有固定的附着物，有自己的符号系统，比如语言、文字、图像。您是否认为这些中介对于保留文化记忆是绝对必要的？另外，您是否在种族文化认同上对您的儿子有严格要求？
刘博智：广东俚语就是我在文化上的认同。我希望我儿子能领会到广东话的精髓，可惜我住的中部小镇沒有这语境，我亦不常在家，他目前也只是能说浅易的广东话而已。他在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上了两学期普通话课，发音非常好，字也懂得不少，现在都忘了。
仔大仔世界，不能荷求他背中国沉重包袱，有责任感、爱心，做好人，能谋生蓄钱照顾自己，这是我的要求，他都做到了。再者，我在儿子5岁时和他去了亚洲和南太平洋13个国家，去了13个月，四海为家的体验这世界，包括中国南部和香港。因他的名字叫泰伦，所以他能广交不同肤色、年龄、种族的朋友。
关于中国文化，我并不多向儿子介绍与传达，以前给他讲西游记，家中亦有孙悟空关公观音达摩像，但没有一般华人家中的酸枝木椅对联字画。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况且儿子和我所经历的人与生存环境皆有不同，他有自己的中美日三种混合文化传承，我不能将我的文化包袱强加于他，只有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华人有时称他们为“香蕉人”，即黄皮白心，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真实的人生经验，他们是亚裔美国人，我是“世界人”。
我们这代人有时也会怀疑自己的文化认同是否正确，有时我们也会误入歧途却不自知，为何不让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判断与选择?
尹冉旭：中国的移民现象早在先秦就出现，无论是在疆域以内还是域外，其本质都是人口及其伴生的文化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因此必须面对文化融合与冲突。这一问题在您的生活经验和拍摄镜头下会如何体现？
刘博智：《再梦金山》的《金山云吞面》一章就是在饮食方法上的文化融合，各式样的中国餐馆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与当地口味配搭，如在墨西哥一定有青柠。在一位老侨房中，我曾拍過一瓶用墨西哥Tequila酒浸泡的蛇酒，也拍摄一家华人餐桌上的可口可乐和中国花生。对于这些文化混合的情境，我常本能地受到触动。华人在受歧视的中、南、北美和各世界地区社会已有二百年, 而今，在非华人的家庭厨房里都能找到一瓶酱油，可能还有一瓶越战华侨难民在美国创造的公鸡牌蒜蓉辣椒酱、鱼露，而我家中也有东印度、牙买加、墨西哥等地佐料。在古巴南部的Trinidad，唐人全死光了，但留下了时时新鲜的白菜。我常将镜头对准厨房、餐桌，因文化的融合、冲突，在这开门七件事中可见一斑，都是生存和生财之道。
古巴圣地亚哥洪门民治党组织，摄于2017年
尹冉旭：移民的出现是与人口发展、地区开发等社会变迁相共生的历史现象，今天我们关注的海外移民史，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对外交往史的一个侧面。您在拍摄古巴老侨、侨民后裔并同时研究华人劳工史的过程中，关于这段移民史和大历史的关系有哪些思考？
刘博智：梳理一下交错的时空历史，整个华人移民史和世界史的关系，基本上是这样的逻辑：欧洲的工业革命，直逼对非洲、美洲、亚洲的殖民，碰上了古文化国家的内乱衰贩。华人，像非洲奴隶和印度人，到世界各地为西方殖民政府做廉价劳工，幸运的能翻身荣归故里或留下生根，否则是客死异乡，在墨西哥夏威夷多处华人墓地只是一堆一堆的石头。
人性的贪婪和权力的本质，使世界陷于惊乱，生活太过艰苦，移民是一线希望，既是趋利，更是逃离。最近媒体很多报道，近二十年中国人在非洲穷国的所作所为像以前欧洲殖民投资的操作及其劣行，包括与非洲移民引发的种种纠纷争议，历史重演，就像以前的印尼多次排华暴动，这在南非已经开始，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有摄影人多方面关注。
尹冉旭：中国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了，即南部沿海人纷纷“下南洋”，第二次移民潮由美国、澳洲的金矿开发引起，第三次则是改革开放后。除了所面对历史情境的不同，您认为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处境和心态是否有根本区别？
刘博智：第一次和第二次移民潮已有两代学者做了很有贡献的历史文献研究， 第三次出国潮的移民大至上分别颇大，大至有两类。第一类明显是有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北美地区东西两岸就是这些人聚居，他们不会和广东早期移民有来往，古巴情况就是这样（除非是老移民的亲朋）， 也不会入任何堂口，购物也不去唐人街 （香港人也差不多），这一些移民的特点是本身的地域性文化差异较大，方言不同，和原先多出自闽粤地区的老辈华侨互相依靠维系不同，新一辈在群体认同上要弱得多。第二类是以种种不同方法离开中国，自我流放，无孔不入，钻营各种门路去抓钱，在东南亚、尼泊尔、斯里兰卡、中东和东欧等，数不胜数。
还有几句要说， 近十年新一代移民中的一部分人，真不敢惹，肤浅不说，自我膨胀更是见怪不怪，财大气粗，目中无人，对土人、穷人、劳工呼三喝四，与十九世纪的豬仔头一样。其实，我见过华裔印尼巴拿马的小商人都是一样，真不明白这劣根性从何而来，祖父辈被人虐待，下一代虐人竟如出一辙。
尹冉旭：您曾以“金山”和“唐山”来分别指称“海外中国”和“本土中国”。“金山”从一个实在物到成为一个意象，在华人的移民文化里有着怎样混杂的语义? “海外中国”是一个虚构的版图，除了概念上的联结，您认为它和“本土中国”（“唐山”）之间是一种怎样的联系？
刘博智：“金山”是去揾大钱的富裕之地。在华人 “金山”的房间里，最常见财神供奉，这是对金山梦的明示。但“金山”始终又是一个梦，与现实往往不同，这个梦在法治良好的国家较容易实现，但在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则是提心吊胆，去的全是勇字辈的，家里和店铺都拜关公观音，很多都有枪和私人保镖作自卫。只在未见过“金山”的“唐山”，“金山”和“金山梦”才真实存在。
“唐山”是有温情的穷家乡，是要回去见父老、搞建设的，这是80、90年代香港人回乡的心态。“海外中国”与“本土中国”的联系，有种族和文化上的联系，有亲情、乡情的牵绊，还有经济上的供给。
尹冉旭：您提到从海外输往家乡的经济供给。有学者认为，中国移民有着非常执着的故土观念，中国人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本质上是在一个空间维度上去扩展劳作者和家庭的纽带。从您对这个群体的追踪来看，“金山伯”是否都有着衣锦还乡的梦想？
刘博智：19世纪自由移民时期，几十万中国人出门淘金和修建铁路，他们是要回乡的。20世纪，50年代前尚有这种覌念，而后吃过被批斗、家散人亡的痛楚后，还还什么乡！看看广东开平雕楼群一千八百多座，除了自立村和其他几个旅遊景点，別墅群像加拿大村全部荒废。据调查，一些华裔后代回乡申请取回祖业，领教过层层官僚吃饭送礼的把戏后都放弃了。一位古巴老侨说, 逃离一个又跌入另一个, 他妈的命运！另一位墨西哥老侨欧阳先生，据他儿子讲述,父亲在生时做咖啡园杂工，后开小店一直到开银行，钱多到打断五代后人的腿都够吃，然而他怀念家乡及中国文化，于1946年带着土著夫人和两个混血儿子告老还乡于广东开平，买田买地(《再梦金山》100-106页) 。结果1950年开始被关起来揪斗，产业被充公后还要把在广州、香港和澳门的物业卖去把钱奉上才得自由，不久墨西哥政府派了两架飞机把有墨西哥血统的人带回“家”，他的土著母亲救了全家，回到墨西哥北部的墨西卡利市，一切从零开始，卖玉米饼，发誓从此以后不还乡。
像我，还乡是蜻蜒点水式的，除了帮助扶贫已无眷恋，因乡人已没有乡情了。
尹冉旭：您对逝去的老辈华人，始终存有怜悯与敬意？
刘博智：老侨为我们铺了路，辛苦把储蓄寄钱回乡养家，我们得感恩。“鬼要人陪猫要摸”，在马来西亚、缅甸、印尼我都会去“义山／山场”拜祭。 在古巴我带了广东腊肠、陈皮梅、茶叶、糖果等到非常偏远的古巴东部三百人的小镇 El Cobra 去祭”坟”，这坟在已荒废的铜矿洼下的一至两百米水下。1860-1890年左右，唐人矿工因被打被杀和多种矿场没有安全措施等多种原因而死。
尹冉旭：您辅以照片的文字往往是古典的文学载体如戏曲、明清小说、唐宋诗歌等，同时我注意到您镜头下老华侨的生活里也不乏这些元素，从“海外中国”与“本土中国”的联结来看，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错位，因为这些文化载体已不是今时中国的主流，因此那个“本土”不仅在乡情上，在文化、时风上也已经回不去。对古典文学、本土宗教、传统伦理、道义的崇尚，如何反映在他们的文化与精神结构当中？
刘博智：老一代非香港华侨的精神结构，是粤剧和三国故事，亦是和洪门脱不了关系，由反清到民国以及抗日的种种情怀。上几代的唐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受到良好的基本教育，前面提到华人区的宗族堂口以前很多，尤其是中华会馆，洪门和龙冈会馆都是国际组织，每个都有关云长神位，而龙冈会馆的精神是刘关张赵的桃园结义。在未有电视之前便有粤剧音乐社和唐人戏院，因而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文化和精神结构。深一层观察，以前的老侨有些的确是有文化的，可从坟场大门和宗族墓地外里的对联看出，内容关涉中国故里及古巴岛，字体好，又有情感和诗意。
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古巴总支部党员注册存据，摄于2009年
尹冉旭：在古巴唐人的拍摄中，有一个令许多人动容的故事，这个故事正是和粤剧有关。后来您又将故事的主人公和她的粤剧演出带回到中国本土，为何不辞劳顿去做这件事？
刘博智：2009年在夏湾拿光华报社内，副社长蒋祖廉将何秋兰介绍给我，说这个白人女会唱粤曲。见到她时，她在用火水牙刷擦拭铅字粒, 并把它们放回原位，这种细活我不懂。她很大方的带我回家，我特意要考她唱工尺谱，她平易过关，使我惭愧万分，一个白人女性对中国古典文化比我想象中知道得更多，家里常用着十多份粤剧文本 !
我敬服何秋兰，除了她会演唱之外，更因她对中国文化、伦理的笃信与情怀。2010年的一天，她在电话上说要去中国，我心中以为她想去旅游，她却说:
“去拜山。”
-“你是白人，拜什么山?”
“我爸已经过后(去世)廿七年, 他未曾返企 （台山话回家） 我想为他去一次, 返企拜祖先。”
-“乡下在哪?”
“开平石塘里。”
一个白人古巴女人，从未离开过古巴，她的中国养父方标于27年前去世，毫无犹疑，能说出开平石塘里。我亦不说二话, 答应她。谁知, 筹款易于办签证，我飞香港、江门侨办周折几番，最后是中国驻古巴领使馆帮忙解决。
在开平方公方氏灯楼下，何秋兰穿着自制的戏服，唱她的养父方标在她4岁时教她的曲“……问句天公啊，奴奴心事重呀，难入梦……”即时雷雨交加，孝感动天……
尹冉旭：我在借阅自邓启耀先生的《再梦金山》这本画册的首页，看到您曾给他留言几行字：“愿光明能达我们，能达我们更黑暗的一面。愿我们的善念与正行，能带来欣荣，与十界共享。”这几句话中，“黑暗”您是否有具体指涉？“欣荣”又是怎样的希望？
刘博智：“人本善”、“性本恶”，是哲人对人性的不同观察。因此我们不停自省，是发觉有恶才要省，是古贤人对社会的导向。在《再梦金山》这本书后边一页，有一首小诗，或许也可作为这一问题的一种解答——
我梦想/再也无须像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为求平安美好的生活/离乡背井/飘零他方
我梦想/我的儿子/不再被叫做“Chink”或“Jap”/他自己也不把 Wasp/Honky/Nigger/Faggot/Dyke之类的贬语/挂在嘴边/拒绝各种腐朽文化的遗传/并且防备/任何新糟粕的滋生
我梦想/面对所有不同的人种和阶层/他都能互助互爱、平等相待
我梦想/他能/去愚昧、长才智/因为/北美大陆/是梦想家心中的/一座/金山
“欣荣”里藏着多层意思，是正能量的希望和结果，但只有有缘而有讨问思考的人才会进一步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已开步了。
老侨陈财享（90岁）住在古巴朋友的单间家中，摄于2017年
尹冉旭：在这次展览所关注的海外华人艺术家当中，在讨论身份问题和创作状态之外，您及您的作品为展览劈开了另一重视野。这些图像、动态影像、手稿、文物，在视觉震撼之外，将“海外遗侨的生存现状”这一问题带入，成为被关心讨论的焦点。在您的走访调查中，现今在世的老侨，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境况？
刘博智：我从读书打工的时候就在看唐人怎么生活，真正的老华侨怎样生活，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唐人在国外的生活一直非常困难，很多人做餐馆生意，很晚回家，小孩都已经睡觉了，小孩也不会讲中文，为了生存和家庭生活几乎脱节。
如今在古巴，华侨是非常穷的。很多人包括混血的华人后裔，都会到龙江会馆那里去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吃些豆啊，饭啊，豆汁拌饭和小面包，这样就是一顿了。
我在观察他们的过程中考虑，一定要进到他们家里，将他们怎么生活看得清清楚楚。我关注这些已经很多年，第一次去古巴我就开始想，为什么这些华人的生活这么差？由于卡斯特罗排斥华人，很多华人都走了，剩下的是那些更穷的，完全没有海外关系的。中国那时候也很穷，改革开放从1978年才开始。当时古巴华人没了对外联系渠道，亲人已经全部失去，关系全都断了。所以，他们其实和被遗弃的一样，和中国无关了。
我现在做一些筹款工作，给在世的老侨支援，招呼朋友一起，每次都好几个皮箱地带去，陈皮梅、腊肠、头痛药、万金油、清凉油……什么都有。但如果老人家病了，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没车，没车就要坐公交，偏远地方连公交也没有，虽然医疗是免费，治癌症也是免费，但是在去医院的过程中人已经死了。
水祭，古巴东边山区铜矿湖，祭品为中国产茶叶、陈皮梅、广东腊肠、玫瑰、糖果等，摄于2017年
尹冉旭：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该怎么做？听说《古巴唐人》这部纪录片在YouTube上公开后，有人从中国大陆到古巴去寻亲，这令人欣慰鼓舞，但更多老侨无人寻认亦无人关怀。
刘博智：关注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渠道一样是没用的。譬如前两个月，有两个北京过去的研究员去研究古巴华人，第一不会讲广东话，第二不会讲台山话，第三不会讲西班牙语，因此一个中国人也没找到，只好回来了。就是说，毫无准备地过去是完全没用的。我建议朋友们如果去古巴的话，捐钱也好，找到在唐人街的龙江会所。每天上午十一点，老侨就会带上盘子去排队拿饭吃了。可以捐给这个会，但要用现金。
我筹到的款，汇钱过去给农工会所，政府会扣着长达三年时间，最后老侨只拿到百分之五十不说，三年里面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我想给他们买一台二手车，一台二手七人座的旧货车，要卖四万五千美元，那我则要筹够九万美元才能买到这样的车。
我会到处走，很多不同的国家，观察很多华人生存的情况，包括温州人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但我也不能够深入，因为语言问题。我会继续走访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我希望有更多人能跟我做同样的事。
尹冉旭：这个展览的开放以及后续工作，对于他们可能给予的帮助，您有何期待或要求？
刘博智：因为有这样的空间去展示，我做这件事才有更大意义。如果我做了，但没有这样的途径让更多人看到，拍摄则变得没什么用处，所以这类展览是非常必要的。
在外国不会有任何博物馆、美术馆来做这件事，这件事只能中国人自己来做。中国人应该关怀中国人。外国人可能会关注中国人的艺术，但对这种海外华人的题材是没什么兴趣的。同时，这个展览可能会是另类的，因为这些“边缘人”实在少被关注。展览做得好，我相信它可以在关怀这个群体上产生很大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世界更大范围的华人生存现状，包括印尼小岛、马来西亚小岛的华人，在外的闽南人、客家人、潮州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太边缘了。在马来西亚的渔村，一边是潮汕人，另一边就是马来人，中间一条河隔开。在对他们的关注上，还没有人做过事情。如果能够在这些事情上继续深入，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